期配宝
东城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孕育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廉洁奉公的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与早期成员。东城区纪委监委与区委党史办联合开设“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栏，回顾革命先辈在东城这片红色沃土上的清廉事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廉洁本色，厚植为民情怀。
缪伯英：巾帼清风 赤诚为民
图：缪伯英像
她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更是一位始终廉洁自律、甘于奉献的革命女性。东城是她璀璨人生的转折点期配宝，更是其革命岁月的起点。她以柔肩担道义，以清风立人格，深入工厂学校发动妇女、组织工人、传播真理，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女党员的赤子情怀与清廉风采。
缪伯英（1899—1929），1899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现开慧乡）缪家洞枫树湾的书香门第家庭，乳名“玉桃”，弟弟妹妹因其有着男孩般的性格都叫她“桃哥”。缪伯英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有一次在水塘洗菜，看到一片好的菜叶随水漂走了，她赶紧去捞，结果，一不小心掉进水里，差点被淹死，是哥哥赶紧叫邻居把她救了上来。
1919年，20岁的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来到北京，入住东城区豆腐池胡同的一处小院。同年底，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被分在第三组。该组全是女生，她们租了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为小组活动的地点，进行缝纫、刺绣、贩卖小百货等项业务。每天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毛泽东在北京期间，还专门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去看望过缪伯英。不到三个月，第一、二、四组先后解散，缪伯英凭着毅力联合三个姐妹坚持到最后。虽然最终逃不脱失败的命运，但她们改造社会的顽强意志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1922年缪伯英与北京女高师师生合影
1920年11月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不久后期配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加入组织后，缪伯英主要负责妇女工作和宣传工作。她经常深入东城区的工厂、学校，发动妇女参加革命。为了接近女工，她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和女工们一起做工、谈心。她发现许多女工不识字，就在东城区骑河楼附近创办了一所工人夜校，自编教材，亲自授课。
1921年，缪伯英与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何孟雄结婚。他们的新房就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5号，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板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还有就是满架的书刊。婚后，他们仍然保持革命者的俭朴作风，把有限的收入大都分用于革命活动。缪伯英经常对丈夫说：“我们虽然清贫，但精神富有；虽然简陋，但志向高远。”
1923年“二七”大罢工爆发后，缪伯英遵照北方区委的指示，和同志们在骑河楼等处秘密编辑出版《京汉工人流血记》等记述劳工运动的宣传品，并带头捐款、捐物到长辛店等处组织救护受伤工人和援助失业工人的工作。
图：缪伯英在骑河楼与同志们编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书影
1924年，缪伯英参与领导北京女权运动。期间，她经常工作到深夜，饿了就啃冷馒头，困了就在办公室打个盹。同志们看她太辛苦，想要给她一些补助，都被她婉言谢绝：“现在经费紧张，还是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吧。”她把组织上发给她的交通费也省下来，用于购买纸张油墨。有一次，为了及时支付印刷费，她甚至当掉了母亲留给她的唯一首饰——一只银镯子。当同志们想要凑钱帮她赎回时，她却说：“这只镯子能换来千百个姐妹的觉醒，值得。”
缪伯英在生活上极其节俭，但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慷慨解囊。有一次，她在东四牌楼遇到一个被迫卖身的女孩，立即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帮那个女孩赎身，并把她安排到妇女补习学校学习。她自己却因此整整一个月每天只吃两顿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缪伯英随丈夫何孟雄转移到上海工作。在上海期间，她仍然保持清廉本色，经常徒步走访女工，舍不得坐车；自己缝补衣服，舍不得买新的。她经常对身边的年轻女同志和妇女干部说：“我们女性革命者要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纯洁的本性。”“我们要求解放，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要打破贪图享受的念头，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积劳成疾的缪伯英因伤寒病逝，临终时她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她留下的遗物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些书稿。
缪伯英以柔肩担道义，用青春践誓言，将“巾帼不让须眉，清廉永葆本色”的革命精神融入进流星般短暂却璀璨光辉的人生，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她用生命点燃的革命火炬，穿越时空依然闪耀，她那清廉自守、赤诚为民的革命情怀依然在新时代绽放着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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